来源 新浪图片 2014-2-27 1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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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日，二十八岁的溥仪在长春举行登极大典，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直到日本兵败，距今整整80年。当年一心寻求恢复“祖宗大业”、做着皇帝梦的青年，不料到东北却成了日本人的傀儡。直到被苏联人送回中国，住进旅顺监狱。最后，他成了一个公民。  

溥仪1906年生于什刹海边的醇亲王府，祖父奕譞是咸丰帝的兄弟，奕譞的妻子是慈禧的妹妹，因此得到慈禧的赏识。更不一般的是，奕譞是光绪帝载湉的生父。载湉的五弟载沣便是溥仪的父亲。载沣曾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遇刺一事向德皇道歉。图为儿时的溥仪（右）与父亲载沣和弟弟溥杰。 

载沣从德国归来后，慈禧给他指了婚，让他娶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为福晋，尽管载沣已经与别人订婚，也只得把先前的婚约解除。瓜尔佳氏就是溥仪的生母，荣禄便是溥仪的外祖父。然而，溥仪一生几乎没有尝过母爱，相比于生母，他对乳母王焦氏别有一番眷恋。图为瓜尔佳氏（左）与王焦氏。

令载沣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在临死之前，选了他的长子溥仪继承皇位。溥仪入宫三天后，慈禧归天。1908年12月2日，三岁的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在大典上，溥仪哭喊着说：“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载沣哄他说：“别哭，快完了。”这两句话被称为不祥之兆。图为紫禁城太和殿

。 

溥仪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替溥仪下了退位诏书。溥仪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袁世凯满脸泪痕地跪在他和隆裕面前，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问题。图为1911年，五岁的溥仪与隆裕太后在一起。

溥仪退位后，仍然享受中华民国政府的“优待”。根据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家人开始了小朝廷生活。溥仪六岁开始读书，书房在毓庆宫。对溥仪影响最大的中国师傅是陈宝琛。除了教溥仪读书，还跟他讲民国的新闻。图为溥仪与他的老师朱益藩（左）、陈宝琛（右）在御花园养性斋前。

 不久，袁世凯称帝，很快遭到唾弃郁郁死去。袁世凯的死让紫禁城内外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他们以为“还政于清”的时刻到了。很快，1917年来了。人称“辫帅”的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溥仪复辟。图为复辟期间，溥仪坐在乾清宫龙椅上。

龙椅刚刚坐热，仅仅过了12天，张勋就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打败，逃到荷兰使馆去了。溥仪的生活也回到了宁静，然而他仍抱有复辟的希望。图为剪辫之前和之后的溥仪。

促使溥仪剪辫的是庄世敦。1919年3月4日，庄世敦走进毓庆宫开始成为溥仪的老师，他意在把溥仪培养成一个英国绅士。庄世敦让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生活。有一次庄世敦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溥仪就自己动手减掉了。图为溥仪与庄世敦、润麒、溥杰在御花园。

当溥仪过了15周岁的时候，太妃们开始与溥仪的父亲商量溥仪大婚之事。溥仪的手里有了四张姑娘的照片，他最开始选了文绣（右），后来在两位太妃的干预之下，又选了婉容（左）。最终，定婉容为皇后，文绣为淑妃。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举行了大婚仪式。民国政府出动陆军官兵2498人次做安保。政府拨出10万元用于婚礼费用。大总统黎元洪、前总统徐世昌、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每个人都送来了厚礼。图为溥仪大婚时坤宁宫内东喜床龙凤双喜幔及北墙双喜字贴落、对联。

结婚的第一天起，溥仪就一遍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而他对婚姻、家庭几乎连想都没想。新婚之夜他连看都没看婉容一眼就回自己的养心殿了。图为婚后的溥仪和婉容在紫禁城里玩相机。

溥仪对一切西洋事物有好感，他甚至为了骑自行车叫人锯掉了各宫门的门槛。他也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都遭到了王公们的反对。此时，很多人用各种手段得到清宫内的财宝，于是溥仪决心整顿内务，从收藏了乾隆珍玩的建福宫开始。然而，建福宫却发生了火灾，所有财宝化为灰烬。

起火原因和损失真相都无法查明。紫禁城外面的世界，也正在发生变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占领北京，随后派鹿钟麟来到紫禁城交涉。鹿钟麟来的时候，溥仪还在和婉容吃水果聊天。图为溥仪被逐出宫后，仆役们将仍留在宫中的两位太妃的物品搬出神武门。

从紫禁城出来，溥仪和婉容、文绣都住进了什刹海边上的醇王府，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父亲的家。此时，载沣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一共有11个孩子，除了溥仪身居深宫，其他的都住在自己身边。图为载沣与儿女合影。
 

在醇王府，溥仪和他的父亲以及师傅们都提心吊胆，因为听说冯玉祥又要打回北京。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容身之所。在郑孝胥、罗振玉和他的英国老师庄世敦的帮助下，溥仪辗转经一家德国医院进入了北京日本公使馆。图为住在日本公使馆的溥仪与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等合影。

溥仪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深夜骑自行车外游，有一次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希望一齐涌上心头。不久，在遗老罗振玉的帮助下，溥仪来到了天津，他的最终目的是出洋，想走一条迂回之路挽救大清王朝。图为在天津火车站欢迎溥仪的人群。

到天津的第二天，婉容、文绣等人也来了。一家人搬进了张园。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十二三亩的园子，是清朝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做游艺场用的房子。溥仪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住了两年，直到离开天津。图为张园内景。

溥仪来天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也是溥仪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王公们对他的左右力量已经减弱，庄世敦也离开了溥仪，如今在溥仪身边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公派”和以郑孝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图为在天津打高尔夫和网球的溥仪。

1931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溥仪的印象中，相比于文绣，婉容更霸道一些，所以文绣总是受气。到天津以后，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溥仪答应了文绣的要求。遗老们还要求发个“上谕”，将淑妃贬为庶人。图为文绣与清室定的离婚立约书。

在天津以及东北，主要与日本人联络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忠于溥仪，都抢着带走溥仪，却又互相竞争猜忌。总的来说，溥仪认为罗振玉比较滑头和“躁进”，而郑孝胥更靠谱一些。图为溥仪与郑孝胥在天津。

溥仪与土肥原约定1931年11月10日从天津出发赴旅顺。图为溥仪和郑孝胥（后排左一）在日军的护送下，乘上日本“淡路丸号”。溥仪和郑孝胥来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地方，住进了满铁经营的对翠阁旅馆。在这里，溥仪感到，关东军对他已经不那么尊重了。  

然后，溥仪来到旅顺，在这里与日本人争论了一段时间的“国体”，溥仪坚持认为应实行帝制，日本人则说要共和制。溥仪又遭到板垣的反问：“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溥仪无奈，只得答应担任新的国家“执政”。图为1932年3月，溥仪赶往长春就职间隙，在汤岗子温泉。

1932年3月8日下午，溥仪和婉容一行到达长春。第二天，伪“满州国”在长春成立，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当天，溥仪就职，年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图为执政就职典礼仪式结束后，溥仪与第一任伪满总理郑孝胥（右二）、张景惠（右一）等合影。

溥仪和板垣谈了一个交易，以一年为期（《我的前半生》如此），如果届时不改为“帝制”，溥仪就不做”临时执政”。两年以后，日本人的承诺兑现了。1934年3月1日，溥仪穿着海陆军大元帅服举行了“满洲国皇帝”登极大典。溥仪本打算穿龙袍的，但日本人不允许。

溥仪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图为“满洲国皇帝”登极大典仪式结束后，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在勤民楼前合影。

帝制是恢复了，溥仪又当上了皇帝。可是他没有实权，是日本人的傀儡，不能干涉政事，也不能随便外出。他开始大骂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是亲人还是奴仆。图为伪满帝宫勤民殿中的溥仪宝座。

1935年，婉容居然有了身孕，这让溥仪十分恼火，他断定那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对婉容百般折磨，甚至经北京的亲戚介绍，娶了一个新贵人，就是谭玉玲。可是22岁的谭玉玲1942年在日本医生诊疗的过程中突然去世了。她的死因对溥仪来说一直是个谜。

1935年，婉容居然有了身孕，这让溥仪十分恼火，他断定那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对婉容百般折磨，甚至经北京的亲戚介绍，娶了一个新贵人，就是谭玉玲。可是22岁的谭玉玲1942年在日本医生诊疗的过程中突然去世了。她的死因对溥仪来说一直是个谜。

在去日本的路上，溥仪写了一首“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的谄媚之词。到日本之后，溥仪还去参拜了靖国神社。1935年4月7日，溥仪去参拜了京都千代田区靖国神社。

这次访问日本，溥仪收获很多，他到裕仁天皇的母亲那里，用手搀扶了她。溥仪说：这和搀扶我父亲是一样的心情。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图为1935年4月13日，溥仪到日本第一陆军医院，慰问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这一次主要是按照关东军的导演，向日本天皇要天照大神。回到长春之后，溥仪就在“帝宫”旁修了一所叫“建国神庙”的房子，把天照大神供在伙食里面，初一、十五都去拜。图为溥仪将天照大神请回来后进入长春火车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1日晚上，溥仪就在日本人的带领下离开了伪皇宫，13日来到通化大栗子沟。而他在长春皇宫里的龙椅，已被苏联大兵坐上。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带领下乘坐小飞机离开通化飞往沈阳换乘大飞机去日本。不料苏联人已经到来。

溥仪被苏军俘获，先后被囚赤塔、伯力监狱，一共五年。这期间，溥仪的生活是闲散的，始终没有彻底放下皇帝架子。他从来都不劳动，所有的家务都是由家人代劳的。图为苏联人将溥仪带往苏联。

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国政府。溥仪等战犯先被关押在哈尔滨，随后被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直至被特赦。图为学会了补衣服的溥仪

在苏联期间，1946年8月，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总计出庭八天，说出了很多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事实。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有关的历史真相。

图为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穿过的囚服和使用过的茶缸。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12月9日溥仪回到北京，暂住五妹韫馨家中。第二天，到北京市民政局报到。第三天到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1960年11月28日溥杰被特赦，溥仪和溥杰在北京重逢。图为溥仪、溥杰到七叔载涛家中探望，一家人欢聚一堂。

1961年，溥仪与当年把他从紫禁城里赶出来的冯玉祥将军部下鹿锺麟(左一)、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战士熊秉坤(右一)，在中新社于北京举行的座谈会上不期而遇，高兴地合影留念。

溥仪特赦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过着单身生活。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与溥仪共进晚餐时，很有风趣地对他说：“皇上不能没有皇后啊，可以再结婚嘛。”

后来，经人介绍，溥仪与在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相识。1962年4月30日晚上7点，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二人举行了结婚典礼。 图为婚后两人在天安门广场。李淑贤陪伴溥仪走完了人生最后五年。溥仪一生中有五位伴侣，李淑贤是最后一位。

溥仪于1964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这位曾沦为阶下囚的皇帝如今也有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图为溥仪的政协委员证明。从皇帝到公民，溥仪的一生辉煌过、堕落过，最终落于平凡。这一切或许都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由于时代的裹挟。溥仪1967年10月17日去世。 

溥仪被赶出深宫、客居天津之时，唯一对这位落魄皇帝伸出实实在在橄榄枝的，是日本。只有日本人，会安静地听他倾诉对民国的不满和对昔日祖先荣光的向往，也只有日本人，向他许诺，他们“诚心诚意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而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皇帝“一切可以自主。”

于是，在1931年11月8日的那个深夜，这位前清的皇帝，“国民一分子”，将他的三条冠以仇敌名字的狗抛在身后，踏上了前往其祖先龙兴之地的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而即将离开天津的溥仪之妻，中国末代皇后婉容，却在日记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别时容易见时难”。

皇帝？

1934年3月的第一天，长春，或者按照日本人给它冠以的新名字“新京”，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满洲国皇帝”的首次阅兵大典。10点钟，四辆红色的大林肯轿车在围观人群肃穆的注目下驶到金黄的帐篷前，阅兵大典的主角溥仪终于出场了。“皇帝和其他人一样身穿海蓝色军装，只是军装上缀有更多的金星和勋章，头戴银色黑漆的盔帽，盔帽上海插上了威严的羽毛花翎”，在柯德士看来，这位“不具军人气质，但帝王风范十足”的满洲国皇帝，就像“以前的德国轻骑兵”。

柯德士并不知道，眼前站在检阅台上面的“皇帝”对他的这身行头并不满意，甚至充满怨恨，尽管他心许的乃是清朝列祖列宗穿戴的龙袍衮冕，但他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一切。3月1日的登基大典上，他就是穿戴这身海陆军大元帅服，在众人的欢呼声和在场记者不间断地闪光灯中登上帝位的，身穿这身行头的满洲国皇帝照片很快被配上赞扬、平和或讥讽的说明文字，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但这一天清晨，举行祭天仪式时身穿清朝龙袍，头戴珠冠的溥仪，却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和影像资料，甚至没有记者在场，日本人禁止任何人见证这场仪式——因为这不是复辟清朝基业，而是一个新的国家——“满洲国”。

是“满洲国皇帝”还是“大清皇帝”，从溥仪抵达日本人控制下东北的那一刻起，这场争斗就开始了。当板垣征四郎将《满蒙人民宣言书》和一面新的“满洲国国旗”递送到溥仪面前时，溥仪感到愤怒，他受骗了，板垣告诉他，这“自然不是”大清帝国，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当初许下的“当然是帝国，没有问题”的诺言，此时也被一句“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也就是‘执政’”轻描淡写的推翻了。溥仪意识到，“皇帝陛下”的称谓，甚至也被他们取消了。

“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溥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甚至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溥仪当时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来成就他的帝业迷梦，溥仪与日本人的关系，就像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人质的溥仪既愤恨、畏惧日本，又在心理上对其产生了一种依赖。从板垣征四郎，到后来的“满洲劳伦斯”土肥原贤二，再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以致那位时刻监护在他身边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溥仪既恐惧他们，又依恃他们。

1934年4月对日本的友好访问更是让他一国之君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两万名日本人在港口热烈欢迎的场面，55艘日本军舰的仪仗队，还有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到东京车站致敬的贵宾礼仪，都使溥仪心花怒放，为了这次出行，他特意穿上了订制的高跟皮鞋——“和裕仁见面时，象现在这样就能显出我高他矮了吧？”

接受了日本隆重礼仪的溥仪心中满怀皇帝尊荣的美好愿景，日本人也乐于用仪仗、庆典、巡幸这些繁文缛节来满足这位“皇帝”的虚荣心。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戏法，就像柯德士在土肥原贤二那里看到的一场魔术表演一样，魔术师将一面中国国旗团成一团，再打开，就变成一面日本国旗。

傀儡？

当盛放着象征日本神道至高神祗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勾玉、剑和铜镜的匣子被呈递到溥仪手中时，他心中感到无比的凄凉和苦痛：

“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很多。这就是无比神圣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1940年，满洲国成立六年之际，溥仪进行了第二次日本之行，但这一次再没有欢呼涌动的人群，他只是作为一名儿皇帝来向天皇表示效忠，同时，迎接自己新的“祖宗”——日本的天照大神。日本计划强迫溥仪放弃他满洲的列祖列宗，甚至包括中国人所遵循的儒家礼教，而采用日本神道作为满洲国的“国教”。

再回到“新京”时，原先走在前列的皇帝车队也让位给盛有“神器”的匣子，溥仪只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奉祀“神器”的建国神庙在整个满洲境内被建立起来了。一月两次，溥仪都要在满洲国大臣和日本人的陪同下，前往“建国忠灵庙”去祭祀“天照大神”和那些为满洲国建立死亡的忠烈——他们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那身清朝皇帝的龙袍，也被小心收在库中，只有在正月元旦时，它才被小心地请出来，穿在身上，在一间避过监视的日本人的耳目的房间里，作贼般地举行祭祀仪式。

日本人对溥仪的加紧监视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愈演愈烈，溥仪的随身卫队护卫军遭到解散，身边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到处是日本人的眼睛，复辟大清的希望也随着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他染上了嗜睡症，每天在中午十二点起床，在简单的用膳后，又开始了午睡。所谓的“国事”越来越徒有其表，而私生活则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溥仪越来越嗜好在“帝宫”这个封闭的小世界而不是整个“满洲国”里扮演独断“皇帝”的角色。

他会在仔细地检查宫廷的账本，关注厨房的卫生事务，“公正”地处罚不听话的仆从，并且规定了一整套上下有别的“打人”规则。他有时也会体现自己的帝王的“鸿格慈恩”，当一个叫周博仁的听差因为打瞌睡而受到处罚，打断双腿时，溥仪特传御医给其诊治，又赏赐糕点牛奶，但当初下达重责谕令的，也正是他；另一名叫孙博仁的听差则在严加管教的谕令下被打死，溥仪告诉他的贴身侍卫李国雄，他为这个成了冤鬼的听差念了往生咒，烧了纸钱，同时责令打死他的随从受罚。

终于，溥仪感到自己这个傀儡的生命也很可能会走向终结，日本人胁迫下的《帝位继承法》的颁布，使溥仪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位置上，一种恐怖的受害癖歇斯底里开始注满他的全身，他相信到处都藏有窃听器，饭菜里可能藏有毒药，到了后期，他开始乞灵于神佛，漫长斋期中，他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和一个有洁癖的怪物，在满洲国末期他接见那些充当“肉弹”的日本神风特攻队员后，都会立刻刷牙漱口洗脸。

“帝宫”既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地方，也是这个傀儡唯一的避难所，直到1945年，这种担惊受怕的傀儡生涯才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打破，日本战败，南下的苏军俘虏了这位曾三次登基的“皇帝”，溥仪终于不再是傀儡，但却成了这场战争的“罪人”。

罪人？

“二号首长，罪人叩禀，首长训导如同救命良药，您指点我答的报纸已拜读，毛主席，共产党胜过在天宗亲……深知民族发指，国耻难弥，思绪万千，不能自拔，恳请求教诲……罪人爱新觉罗·溥仪上。”

1954年，当这张恭恭敬敬地请罪书被递交到抚顺看守所讯审员赵世诚那时，他面前的溥仪，早已是一名身陷囹圄的囚徒，一名“罪人”。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囚犯溥仪，面临的指控很多——他出身于满清皇帝家庭，就是罪恶；他企图复辟封建王朝，也是罪恶；他与日本人勾结，更是罪恶，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的罪恶，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原罪”。

经过改造的溥仪，在后来与李文达合作的《我的前半生》中，细细的描述了他的各种罪行，从他出身的封建皇族，到他的复辟理想，等等。

在贝托鲁奇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末代皇帝》中，溥仪被描述为一个受时代裹挟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但这个身不由己的人，至少有很多次可以拒绝诱惑，选择命运的机会，但他还是最终选择了已经经历过的这一种。

真的是无能为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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